以“佛家道源”著称的武夷山，历史悠久，儒释道三教鼎盛，历史文化积淀丰厚。
早在唐化武德六年(618年)，就有僧人在武夷山云窝传建石堂寺,寺后茶洞是最早的茶圃，从伏虎岩入司马泉，四周石壁凌霄，中夷广地10亩，产茶精良，因得名“茶洞”，至今茶树仍生长茂盛。
武夷山三十六峰、九十九岩，峰峰有寺岩岩皆茶，正所谓寺多产茶，无茶不成禅寺。
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，始于汉朝，这恰好与茶在中国被广为栽培的时间相吻合。同时佛教觞于唐朝，这恰好与饮茶风习遍及中国的时间同步。佛教与茶几乎同时在中国兴起，它们之间似乎有着一种内在联系。
在赴九龙窠石壁上镌刻的“晚甘候”至今仍举目可见。这是当时武夷山寺庙茶的雅号，也是武夷岩茶最早的美称。通过地方官吏向朝廷官宦作馈赠 “礼品” ，使寺庙茶走出深山寺庙，成为皇宫官邸饮料中的佳品。
五代闽国，福建“佛教独盛一时”。凡寺庙都有“奠茶”或“供佛茶” 。唐代僧人不仅以茶供佛还以茶参禅，以茶释经，以茶招待施主香客，以茶应酬文人。办茶会、设茶宴、行茶礼写茶诗，甚至著茶书，提出佛理与茶德的主张。广大僧侣在每天完成佛事之后，进行劳作的常是亲身种茶，精心研究制茶技术，从而大大丰富了唐宋时代的武夷茶文化。
当时武夷的扣冰古佛，释名藻光，是武夷山吴屯人，少年出家，夏则衣褚，冬则扣冰沐浴，以冰烹茗，于荆脉蛍中坐禅。“静悟”吃茶去的佛理，深得茶禅一味的真谛。武夷瑞岩寺庙前有一对联“冰壶影，静澄怀，刹那矛山映瑞岩” 。扣冰和尚的行状载入佛典《五灯会元》。品茶大师之所以出自佛家，说明茶与佛有着某种密不可割的联系。
佛教对世界的基本解释是: 认为现实人生“无常”，“无我”和“苦” 。而“苦”的原因来源于每个人自身的 “惑” ，要解决“惑”给人带来的痛苦，其方法就是持戒修行，从而彻底地转变自己的世俗认识与欲望，超出不死轮回的范围，达到“涅檠”的境界，即为佛教的解脱。
佛教的修行内容，不外乎 “戒”、“定”、“慧”三种，戒律是修行的首要律条。戒律要求僧侣将酒、肉、性欲等予以戒除，以达到清与洁的本性；定律是修行具体办法，息心垫座，无思无虑，类仪睡眠状态。但并非真正睡眠的禅入定，反而要求人思想高度集中，静化消除一切杂念，聚思于悟道，弃酒抻欢，久座困乏，又要求思澄清，在佛教的教规里，只戒活不戒茶。因此，茶便成为佛家信徒的不可取代的良药，并深深地在寺庙扎下了根。
茶具有醒脑、却睡的功能。现代茶叶化学分析表明，茶叶含有化学成份达300多种，既有营养成份，又有药物成份，饮茶的功能便引起佛家僧侣们重视。
和尚日夜坐禅，饮茶能帮助他们振奋精神，克服睡眠，集中神思，同时佛教忌荣，堰倡素食，清淡的茶汤无疑是一种最佳饮料。佛家认为茶有“三德”:一是宜于坐禅，通宵诵经；二是饱食后有助于消化；三是茶为不发之药,有益于抑制性欲。
茶的这三种实用价值之外，还隐含着一种淡泊的人生态度：远避红尘，不近女色，不慕功名，讲究“四大皆空”的佛家，仅乎对清淡微苦的茶味，有着一种缘于自身学说的悟照，茶的清淡与淡泊尘世的佛家学说有着联系 。茶栖云雾，委身岩崖的形态，以及品性清洁的习性，也与佛家学说有着象征联系。于是,茶的苦中有甜的品味，也就是成为佛家的修行以苦为乐的生动写照。
武夷山重峦叠嶂，丹霞地貌，终年云雾飘绕，空气湿度大，适合茶树生长，为出产名茶提供得天独厚条件。而佛家之所以把寺庙修筑于深山密林，就是仿照他们“远避尘世，静宜诵颂”的道理，把寺庙修建于红尘之外，少有人世纷争干扰，没有市井物欲的诱惑与喧嚣的尘浪。新鲜的空气，益于健康长寿，更益佛家专心念经。就这样，茶与寺庙便基于各自的理由，一同走向深山，茶便成了佛教僧侣的必需品，而又符合佛教教义。佛教精神与茶性本质的内在共鸣，是茶与佛结缘的必然，形成了“茶佛一味”或“茶禅一味”的基础。
由于茶被佛教界视为“神”物。饮茶之风传播于武夷山大小寺庙。种茶、制茶成为僧侣一业。名僧文化素质高，往往将喝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，对茶叶采摘、焙制也十分讲究，于定一种种名茶便在山寺名僧的监制下产生了。
武夷茶王大红袍古代就属天心永乐禅寺管理、享用；清代名僧释超全善烹功夫茶，入山为僧，又是善于制茶的能手，他的《武夷茶歌》就是传递制造乌龙茶的第一手资料。 台湾的冻顶乌龙茶就是清代台湾举人林凤池赴京赶考结束，慕名武夷，而下榻天心永乐禅寺。住三日，与高僧结为茶友，获该寺方丈赠送36株武夷乌龙茶苗，返台种植于鹿谷乡。经百余年扩展，成为台湾名茶。
以茶道而名闻于世的日本，原来并不产茶。在唐朝，由日本留学僧遣唐使带回茶种，首先种在梵释寺等寺院。弘仁六年(公元八一五年)四月，嵯峨天皇来到梵释寺，大和尚都永忠煎茶献给天皇。天皇喝下，清心爽口，十分高兴。从这时起，中国茶树才在日本扎根繁殖。日本第一本“茶经” 也是入宋僧人传播禅宗时回日本著的。
历代名僧与文人在武夷山游览之余，诗文之间无不弥漫着一股禅味。唐代著名和尚灵一法师诗曰: “野泉烟火白云间，坐饮香茗爱此山。岩下绾舟不忍去，清一水流暮潺缓” 。宋代著名理学朱熹在武夷山著作讲学50年间，足迹遍及武夷山各大小寺庙，与僧人成为至交。他曾拜武夷名僧为师，在武夷山九曲溪溪边亲自种茶，携搂采茶，筑茶灶，以茶论道，并即兴吟诗:“仙翁遗石灶，宛立水中央。饮罢方舟去，茶烟袅细香” 。
明代诗僧陆容诗云:“江南风致说僧家，石上清泉竹里茶。法藏名僧知更好，香烟茶荤满袈裟” 。诗人把僧侣喜爱饮茶的情感，描写得淋漓尽致，充分体现了 “茶禅一致”、 “僧茶不分家” 。
已故的中国佛教协会会长、当代著名佛教界诗人赵朴初先生1990年10月以84岁的高龄兴致勃勃游览武夷山。他不仅钟情武夷山水，对武夷岩茶赞颂有加，还挥毫题诗二首。他在《御茶园饮茶》一诗中:“饮茶之道亦宜会，闻香观色后尝味。一杯两杯七八杯，百杯痛饮莫辞醉”; “七碗受至味，一壶得真趣。空持百年偈，不如吃茶去”。这一首诗题悬于武夷山御茶园“五调堂” 。
赵朴初先生题写的五绝茶诗，蕴含的禅机如何深奥，我不得而知。但“吃茶去”三字透露的至情至性，不入茶道便无从理会。赵老对武夷茶的钟情达到如醉如痴的地步。后来他在为武夷山天心永乐禅寺撰写寺名，高兴之余，高声吟诗:“千言与万言，不如吃茶去” 。重复自己写的这句诗，以茶明性真情真趣。茶以自身的功能逐渐为后人赏识，更加成为佛教僧侣的情感寄托，在饮用与诵颂中与禅溶为一体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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